回顾包钢生产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编者按：原包钢党委书记陈守中，副书记刘志兰于1983年3月在太原寓所接见本刊记者郑睿川和张超英，谈了包钢初期生产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记者将这次谈话记录作了摘要整理，经本人审阅后，特予以刊载。

  研究包钢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生产建设的经验教训时，首先要重温一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三十二年来，我国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估计也是符合包钢建设的实际的。包钢建设是中国工业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九五三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筹建到现在整整三十年，建成了具有150万吨钢铁综合生产能力的联合企业，生产了大量钢、铁、钢材，供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成绩是很大的。

  但是，包钢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至我们离开最近一段时间，生产建设中是有很深刻的经验教训的。我们都是五十年代到包钢的，守中一九五四年八月到包钢，志兰一九五七年十月到包钢，同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离开的，分别在包钢工作了约九年，六年。谈谈这一段时期的经验教训，对我们自己和后来人是有益的。

  包钢是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二年秋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去莫斯科，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签订了这项援助协议。按照这一个协议，苏联帮助我国新建两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一个是包钢，一个是武钢。斯大林说，要把最好的技术设备给包钢。一九五三年，包钢开始筹备。这以后，我们相继来到了包钢。

  守中来时，包钢厂址已选定在宋家壕，正在进行厂区勘测。公司机关的架子已搭起来，人员初步配齐。从这时到一九五六年，筹建工作抓了人员集结，设计审查，培训干部和工人。一九五六年还办了技工学校，招了两千名初中毕业生培训，为日后包钢生产准备技术工人。那时，经理杨维很强调职工的文化程度，常说苏联炉前工都是大学毕业。还送了一些处级（当时为地，师级）以上的老干部到北京钢铁学院，东北工学院等高等学院学习。大家对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很高。这一段时期包钢的工作正常，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扎扎实实。

  一九五四年前后，党内对在工业公司中是否应实行一长制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这个争论，在当时的包钢，多少也有些反映。杨维去苏联学习过，受一长制影响很深。守中当时是包钢党委书记兼市委书记处书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与杨维是有些分歧的。到一九五五年，毛主席讲，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中央为此还发了文件，争论才停止。但是，此后党的工作方面，又出现了一些缺点，如党委包揽行政事务过多，各种纯属行政上的事，也都要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后来又事事强调书记挂帅，既不利于党委集中力量抓大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也不利于发挥行政领导的指挥作用。

  包钢工作中犯左的错误，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实际上，一九五七年反，已坐下左的病根。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后，这种左的病从政治上发展到经济上，就更严重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观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以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致于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党中央对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总结，也完全适合包钢的情况。这一段时期，包钢正大规模地进行建设。包钢的职工们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包钢，提出了劳动不计时间，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给别人的口号，精神大发扬，在许多方面，创造了优异成绩，在不少技术经济指标上刷新了全国记录，一再受到冶金部的嘉奖。但是，由于以我（守中）为首的公司党委和党委主要领导，违背钢铁工业生产建设的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犯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左的错误，使包钢的生产建设遭受巨大损失，留下的后遗症有的至今还未消除。

  我们在生产建设上提高指标，瞎指挥，集中表现在一九五八年包钢党委提出的两个口号上：投资减一半和抓中间,带两头。

  投资减一半是和修改设计，包干投资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原来规划，包钢到一九六二年建成第一期工程，钢铁生产能力达到150万吨；一九六五年建成第二期工程，钢铁生产能力达到300万吨；投资总额，国家建委一九五六年批准为20.6亿元。一九五六年，中央决定，包钢两期工程一次建成。一九五八年，冶金部提出投资包干，要求投资减半，并将包钢投资削减到11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在一九五八年全国的高潮中，提出了投资减一半，产量翻一番，速度快一倍，八年计划五年完成的口号，以此为目标，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掀起建设高潮。

  包钢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都是苏联搞的，有的区域标准过高，不符合我国情况，做一些必要的修改还是能。但是要求投资减一半，今天看来是很荒唐的。当时形势逼人，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开始我（守中），认为还是可行的。即责成设计部门修改原设计。在修改设计过程中，提出了很多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后，想到投资减十半具本不行的，硬要坚持搞，势必影响包钢建设。当时也和杨维私下计议过，一致的意见是投资要减，但不能伤筋动骨，主要部分还是要按照苏联的原设计，投资实在减不下去时再说。所以只同意次要部分做一些修改。

  这实际上是对投资减一半采取敷衍的态度。现在从包钢建设总的方面看来，在修改设计上还没发生全面伤筋动骨的情况，但也还是有不少相当严重的损失、浪费、劳民伤财的地方。如白云鄂博铁矿的贮矿槽，设计修改减掉了一些钢筋和减少了混凝土的厚度，建成后即不可以使用，只好加固一次，再加固一次，比原设计所花的钱还多。修改比较大的是轨梁厂厂房的建筑结构，对此苏联专家也表示同意。钱是节约了，但还有待实践检验。别的方面的问题也不少。

  影响包钢建设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抓中间，带两头。在两头特别是选矿，烧结工艺尚未定案的情况下，先把高炉立了起来。当时中央号召超英赶美，我们也想早日出铁，对国家做出贡献，便采取了富矿直接入炉的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白云鄂博铁矿不得不挖富弃贫，把富矿运往高炉冶炼，中贫矿却堆起了一座山，这边挖山头，那边堆山头，破坏了矿山的掌子石，又占用了大量流动资金。第二、白云鄂博矿石含氟量高，一定要通过选矿，烧结，把氟降下则在高炉冶炼时，既腐蚀炉壁，又危害人体，这是在石铁厂作的矿石冶炼试验中，早已弄清了的问题。选，烧木社好任氟为害了。第三，选，烧未建，但订购的选、烧设备仍然运来了。没有库房存放，便堆置在厂区北面儿公顷的地面上，任其风沙吹打，日晒雨淋，每年报废上千万元。我们多次要求建仓库，但上面规定报废可以，建库不行。这是管理制度上的一个弊病。

  一九五八年，全国大炼钢铁，为1070万吨钢而战。这年秋冬之际，我们也拉出数以千计的职工，搞小土群，在昆区南面的空地上建起一座座登丰式的小高炉。风箱日日夜夜呼啦呼啦往高炉里送风，也没炼出什么铁，除了渣，就是渣和铁的混合物，浪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糟踏了上千万元。

  到了一九六○年，生产建设上的左劲带很大，又建设了一个中包钢，有五吨转炉和小电炉，投资几千万元。原来的打算是：中小型钢厂投资少、建设快、得益早，可以早赚钱，供给包钢生产建设用，叫做以小养大。当时很提倡了一阵这种经验。后来，中包钢成了包钢的包袱，不但没赚钱，还赔了钱。

  那时还干了不少蠢事，一九六○年大搞超声波就是一例。把超声波说得神乎其神，什么机床上用超声波能大大的提升生产效率，高炉上用超声波可以缩短冶炼时间等等，愚味得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

  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正处在大规模建设中的包钢，又赶上全国，有了大量吸收工人的机会。河北、山西等地数以万计的农民，一列车一列车的涌向包头。劳资部门专门派人到车站接收他们。一时职工人数陡增，包括基建职工在内，最高达到十三万多人。职工队伍迅速膨胀，劳动管理和培训工作都跟不上，不仅造成人力的浪费，也给安排职工生活带来很大困难。接着又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包钢一批基本建设工程下马,队伍也作了大幅度精简。按照冶金部和内蒙党委决定，包钢对人员作了如下调整：一九五八年以后从农村来的职工，原则上都回农村去；一九五八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自愿回农村的也可以走。这样，遣散了一多半，只剩下五万多人。

  前面讲过，那时工人干劲真大。许多人下班不走，连轴转，领导还要动员他们休息。管道公司有个绰号叫腾彪子的八级焊工腾文才，连续两三天不下岗位。一九五八年，上级决定取消包钢职工的地区津贴，各厂矿、工程公司许多工人敲锣打鼓地表示拥护。广大职工也曾敲锣打鼓要求取消计件工资。这些却表现了职工们为早日建成包钢、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高度热情和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左的影响，我们领导思想上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引导到政治教育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结果，造成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搞了平均主义，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以前，干与不干，干多与干少，干好与干不好是不一样的，得的工资多少不一样，奖金多少不一样，晋级快慢不一样。从鞍钢来的一些八级工，大都是一九五○年前后进厂，到五六年就成了七、八级工。他们的技。术也确实高，如前述的腾文才等。五八年以前，每年都要考工晋级，工人学技术非常积极认真，晋级也快。现在，计件工资取消了，奖金没有了，根本也不晋级了，大家都一样，新工人都是二、三级工，收入一般多，同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消极作用逐渐显露了出来。

  由于地区津贴、计件工资、奖金相继取消，工人实际收入减少了，特别是老工人更为突出，有的减少了30%，生活水平也随着下降了。再加上困难时期，供应紧张，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许多工人拉家带口，十分艰难。我们住的那栋楼，一楼住着机总厂一位八级木模工，全家八口人，实在无法克服困难，怎样挽留也不行，最后坚持退职回农村了，这样的人当时不是个别的。也有的走后不久就来信要求复工，当时这也无法解决。

  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一段时期，我们也曾多次研究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给每个单位分点地，让职工种菜吃；还向乌兰夫主席要了黄豆，分给职工作营养补助。有一年农村丰产，但粮食在地里收不回来。我们组织汽车去收运，也曾派大批职工去帮助助夏收、秋收。当时包钢还有好几万人，弄来些粮食、黄豆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包头市委，包钢党委都专门开会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时，我们就感到在生活上欠了包钢职工的债。

  就谈这么一些，说来说去是经验教训。包钢生产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是全国工业建设经验教训的一个组成部分。写包钢史，就应把它们写出来，不要回避矛盾，坚持实事求是，这样才好让后来人记取，掌握主动权，把工作做好。我们在包钢工作的经验教训，别人不好写，我们自己讲。有错误有缺点公开讲出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认识了，改正了，就和左的思想划清了界限，没什么可忌讳的，更何况我们的错误给包钢造成了很大损失。当时搞了左，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上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左，我们思想上也左。如果我们不左会好一些。但是，也会被淘汰的。彭老总提了正确意见，后果不堪设想。

  我（守中）在一九五八年，对一些在交心运动中说出的一些问题，不主张定，自己也曾被批评为右倾；在一九六二年冶金部召开的会议上对大炼钢铁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点意见，也被批评为右倾。不过那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思想上有左的东西，总觉得自身奉行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三面红旗举得很高。要是时光能够倒流，让我们回到建设包钢的年代重新做起，我们就不会再犯过去那些错误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我们衷心拥护，并祝包钢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陈守中，原中央华北局工业部副部长，一九五四年调包钢任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调太原市委工作。

  刘志兰，原北京市委党校教务长，一九五七年调包钢，历任包钢党委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一九六三年调山西省委工作。于92年在太原去世。